笔者去年上半年在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当时那里也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争论最激烈的一个地方。一方以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为代表，另一方以萨蒙（Summer）和菲士（Fischer）为代表。因笔者正与萨克斯合作写作一本新发展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同他的接触自然也很频繁，这里只谈谈他对金融危机的一些看法。
萨克斯的观点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成功的危机”，而不是一场“失败的危机”。因为，这次金融风暴就如美国本世纪30年代一样，是工业化成功的一个后果。既然大家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那么也必须付出必要的代价。用笔者的理论解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分工网络的扩展过程，或者说是市场的扩展过程。在买者和卖者之间产生出很多中间专业，这些分工后的各个专业一环接一环地串联在一起，最后构造出一架效率高但可靠性低的复杂“机器”。30年代大萧条就是因为银行内部出问题，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美国经济出现危机。如果是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不与外部进行经济往来，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降低。这就像在分工发达的城市里一旦停电，每个家庭都会乱成一团，而在一些偏远地方，各家自备有发电机，如果一家的发电机出了问题，其他人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在工程设计上，要使一架复杂但有效率的机器提高可靠性，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并联耦合。简单地说，一些关键元件都必须同时有相应的备件，工作元件一旦出问题，备用件可以立刻启动发挥作用。这样便能做到既有效率，可靠性又高。
为确保经济系统的安全，经济学家也设计出一些“并联耦合”的办法。其中一个就是联邦储备制度：金融机构交给中央银行的储备金就是“备用元件”。另一个办法是在同一个行业中鼓励竞争。现在我们有一些产品过剩，这也不是很坏的事，因为，这相当于同一种产品有“备用件”，使经济系统的可靠性加强。当然，“备用元件”是要有成本的，不能搞得太多。
复杂的经济系统还有一个问题：每一个环节都有不确定性，都有风险，而由于这个系统是串联的大系统，导致整个系统的总风险要比每个环节的风险高得多。因此，各种保险体系的存在是消除和降低每个环节风险的办法。保险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如果出了问题，不需要当事者负责。如果保险的范围太大，人们就会失去动力，如果没有保险，系统的可靠性又会很低。所以，保险是个两难问题。过去前苏联和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存在一个完全的隐性保险系统，每一种产品都有政府包销，工作有铁饭碗，医疗和退休金都有完全保险。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可靠性，但大大损失了效率。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又是另一个极端：大家都没有保险，结果导致可靠性很低，经济波动频繁。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上一定要注意折衷，要使保险公司在人们的道德风险和保险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在处理东亚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人们也遇到了两难：IMF强调东亚国家应该减少道德风险，提出一系列严格的进行改革条件，结果给人的印象是不给东亚国家“上保险”，造成人们的恐慌，经济更不稳定。萨克斯则认为，IMF应该是一个“大保险”（thelastresort），如果某些地区和国家出问题，IMF应该拿出一大笔钱来“兜底”。在具体操作上，萨克斯认为，出现危机后，IMF应该反应迅速，条件不能太苛刻，要尽量给人们一个安全感，使投资者不至于太恐慌，事情也就不会太糟。但IMF的理由是，在过去曾给这些国家提出过劝告，劝其进行改革，但在“太平时期”是没人理你的，如果这时候不诱使它们进行改革，更待何时？笔者认为，争论的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的问题就是看如何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折衷的方案。
现在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但这次之所以没有卷入亚洲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我们在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讲对了一面。但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市场有风险而停止改革的进程。在电子工程中，有个概念叫“反馈深度”。比如，我们将电冰箱设置一个温度，如果冰箱里的温度过高，冰箱就会自动启动压缩机制冷，如果达到了所设置的温度，冰箱就会自动停止工作。这个自动工作的程序被称为反馈调节。反馈调节也面临两难问题：如果有关元件反应不灵敏，冰箱工作很长时间也达不到所设置的温度，但如果元件过分灵敏，那么冰箱的压缩机就永远处于工作状态，稳定性就会下降。可见过分灵敏也并不是好事。因此，对冰箱温度调节元件的灵敏性有一个折衷，这个折衷就是所谓的反馈深度。反馈深度的确定既要照顾到灵敏性又要考虑到稳定性。回到金融市场，我们保持了稳定，这是好事，但也许又落入反应不灵敏的一端。我们为此也会付出代价。比如，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开放，我们会损失很多机会等等。
总之，经济问题不能绝对地就事论事，硬币的两面都必须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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